当被霸凌者举起屠刀_太平洋房产网

2014年，贵州瓮安的初三学生陈泗翰遭李景全等人多次殴打，由于在反抗中致对方死亡，最终被判刑8年。校园霸凌的伤害有多大?它的立法面临着什么样的困境?受害者又该如何对待它，才不会转变为施暴者?陈泗翰的悲剧似乎画上了句号，但是校园霸凌带来的伤害与影响却并未结束。

“我不知道是怎么跑出来的”

“妈妈我不知道是怎么跑出来的……我从两个小孩子的头上飞过去，又从那个绿化带翻过去，拼命地跑。”从昏迷中醒来的陈泗翰对母亲李荣惠说。在他昏迷时，这场悲剧的另一个当事人李景全因锐器致心主动脉破裂而死亡。

2014年6月9日，中考前夕，陈泗翰因涉嫌故意伤害被批准逮捕。2个月后，一审法院认定，虽然本案的发生系被害人主动挑起事端，但由于陈泗翰赴约时身上有刀，所以不采信过失致人死亡的说法，判处有期徒刑8年。

“首先事不是我们挑起的呀，我被打了这么多次，为什么要我来承受呢?”李荣惠说。面对这个结果，李荣惠夫妇决定要申诉到底。

支撑他们继续申诉的，除了基于事实的判断和对儿子的信任，还有四中学生自发请求法院轻判陈泗瀚的联名信。这封信上共有56名学生的签字和手印。信上说：“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杀人犯，他曾经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，也是一名积极向上的同学，更是这起事件中的一个受害者，一个需要你们保护的受害者。”

遗憾的是，二审没有开庭，维持原判。

2020年8月25日，21岁的陈泗翰获假释出狱。那天天气晴朗，阳光照在未管所的白墙上，也照在远方绵延的青山上。

伤害从未停止，伤口从未愈合

“一群人就打一个孩子，那个小孩子满脸是血，看着很可怜。”发生命案后不久，李荣惠在四中门口第一次亲眼看到了校园霸凌。

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(NSRC)设计与实施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(针对初中生)显示，在各种校园暴力案件中，言语欺凌的发生率最高，有将近一半(49.6%)的初中生遭受过言语式的校园暴力;其次为社交欺凌，有37.7%的初中生遭受过校园内社交上的欺凌;而有19.1%的初中生在校园里遭受过身体上的暴力伤害;网络诈骗作为校园暴力的新形式，其发生率也达到了14.5%。

另一组数据显示，初中男生遭受校园霸凌的发生率均比女生高10%，身体欺凌更是超过女生16.5%;在农村，校园暴力的发生率也超出城市6%-15%不等。

这些数据告诉我们，校园霸凌不是只发生在新闻上，每一个你身边的人都可能是校园霸凌的施暴者或受害者。

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童心理卫生中心主任、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刘靖表示：“校园暴力可能会让孩子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，注意力无法集中，并持续处于警觉状态，常常伴有焦虑、抑郁情绪。”

从长期来看，“这类孩子罹患抑郁症、双相障碍等情感障碍类疾病的风险比其他孩子更高，罹患进食障碍甚至精神分裂症的风险也更高。有的孩子因内心的痛苦和烦恼出现自残行为，自杀风险也高于普通人群，还有的孩子可能通过抽烟、饮酒等缓解内心的痛苦，从而出现药物滥用的问题。他们的人格发展也可能受到影响。”

在校园霸凌的受害者中，“陈泗翰”们是少数，大多数的受害者都想着忍一忍，退一退，直至离开校园，将噩梦深埋于心底，再不提起。

但是有些人却没有等到离开校园的那一天。

2019年，甘肃陇西的14岁少年张凯因琐事被5名同学围殴致死。张凯的父亲张明德说，他经常嘱咐儿子“看见别人要打你，你就赶紧跑”，张凯总是答复：“好的，爸爸”。

我们很难得知，如果陈泗翰身上没有那把刀，这会不会是他的另一个结局。

“谁能替我反击”

受害者不反抗，就要承受来自身体和精神上的无理伤害，甚至有可能失去生命;如果反抗，当受害者拿起屠刀的那一刻，反抗与攻击的界限又在哪里?

困境背后隐藏的问题是中小学校园暴力问题缺乏专门性的法律规制，现有法律缺乏系统性且操作性不强，尚未有直接规制校园暴力的相关法律，而是由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《刑法》等交叉管理着部分校园暴力行为，且或多或少都存在不足之处。

比如施暴者会因为年龄不满14周岁而不承担刑事责任，哪怕他故意杀人或者使人重伤。